常宁这人，打小就不是个坐得住的。

在辽东时，便是学那些新学，也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总想着溜出去看工坊里的机器转，或是跟着军卒们摆弄投石机。

如今到了大本堂，每日里对着“之乎者也”，更是浑身不自在。

先生在台上讲《中庸》，他在底下用毛笔杆敲着桌面，心里盘算的却是：这般力气，若换成弹簧，能不能弹出更远的石子？先生让背《孟子》，他支支吾吾半天，好不容易挤出两句，偏还错了行，惹得同窗们窃笑。

一日散学，常静见他又被先生留堂，便在廊下等着。

见他垂头丧气地出来，手里还捏着没抄完的《大学》，忍不住道：“哥，你就不能上点心？先生都说你好几回了。”

常宁把纸卷成一团塞进袖袋，闷声道：“那些话绕来绕去，听着就头疼。什么‘格物致知’，我看还不如琢磨明白蒸汽机的飞轮怎么转来得实在。”

“可皇爷爷让咱们来读书，总是有道理的。”常静劝道。

“道理？”常宁梗着脖子，“在辽东，能让机器转得快、让粮食打得多，那才是道理！这些书本子，能让工坊多出一匹布，还是能让铁炉多炼一块钢？”

话是这么说，转天到了大本堂，该上的课还得上。

只是他坐在那里，如坐针毡，眼睛不是瞟着窗外的飞鸟，就是盯着桌角的木纹发呆。

先生提问，他要么答非所问，要么干脆沉默，气得先生常说：“辽国公将门虎子，怎么偏生养出个不爱读书的？”

常宁听了，也不恼，只在心里嘀咕：读书有读书的用处，我学的这些，往后未必就差了。

只是眼下这四书五经，实在对不上他的胃口，抵触得紧，任谁劝，也难让他真心坐下来读进去。

大本堂的翰林学士们心里也清楚，辽东新学如今势头不弱，那些从辽东出来的官员，靠着实打实的本事在朝堂站稳了脚跟，个个都是能办实事的实干派。

所以对常宁这股子“新学味儿”，虽觉得不合规矩，却也不好太过严苛。

就像今日先生见常宁又在偷偷画机械图，只是轻咳一声提醒：“上课当专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