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一等者，为蒙古人，囊括蒙古各部。此乃元朝之统治民族，尽享至高之政治、经济特权，于各级官府皆据要职。

其二等为色目人，即所谓“各色名目”之人，主要含西域诸族，如畏兀儿、回回等，亦有西夏人及部分欧洲人等。因其归附蒙古较早，为蒙古统治者视作臂助，地位仅次蒙古人，于科举、仕途诸方面，可得一定优待。

其三等为汉人，此“汉人”非独指汉族，主要涵盖原金朝治下之汉族、契丹族、女真族等，及较早为蒙古所征之云南、四川等地民众。其于政治上，多受限制。

其四等为南人，乃最后被蒙古征服之原南宋治下汉族及其他诸族。彼等社会地位最为低下，于科举、任官诸事上，所受限制最为严苛。

今时，朱元璋光复汉家江山。其律法虽颇为严苛，然相较蒙元统治之时，境况已优渥许多。

晋商与晋地士绅豪族心中明白，与鞑靼做生意，互通有无，从中谋利，倒也无妨。

毕竟商贸往来，能让自家财富更上一层楼。

但若是要他们全然投靠鞑靼，背离大明，那绝无可能。

他们深知，朱元璋建立大明，恢复汉家天下，虽说律法严苛，可这是汉人的江山，自己等在这治下，根基稳固，诸事皆有章可循。

若投靠鞑靼，且不论鞑靼所言好处能否兑现，单说一旦事成，谁能保证鞑靼不会如蒙元时那般，对汉人肆意欺压。

在他们看来，与鞑靼维持表面生意往来，既可得一时之利，又能在大明安稳发展。

一旦彻底投靠，风险巨大，稍有差池，便可能万劫不复。

所以，如何抉择，以获最大利益，晋商与晋地士绅豪族心如明镜，断不会为了鞑靼那看似诱人，实则充满变数的承诺，而做出错误之举。

晋商诸人相互对视，其中一位颇具威望的老者率先开口，向着鞑靼使者一拱手：“贵使来意，我等已知。只是我等世代于晋地营生，蒙大明庇护，方能安稳度日。虽与贵方商贸往来，互惠互利，然要我等背离大明，实难从命。”

鞑靼使者眉头微皱，面露不悦，劝说道：“我等许下诸多厚利，诸位竟不知珍惜？待事成之后，诸位所得远非今日可比，何苦守着这眼前安稳，错过大富贵？”

另一晋商接话道：“贵使所言富贵，我等并非不动心。只是往昔蒙元旧事，历历在目，我等不敢忘却。如今大明虽律法严明，却让我等汉人能挺起脊梁。这其中轻重，还望贵使体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