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科举重启，于彼等而言，恰似久旱逢甘霖。

诸生相互砥砺，或聚于乡学，或集于书馆，日夜研习经义策论。

有士子慷慨而言：“吾等久困于战火，学业荒废，今得此良机，必当奋发图强，一展所学，为北方争辉，为朝廷效力。”

遂以匡扶天下为己任，立志以才学报效家国。

南方学子则泰然处之，然亦不敢懈怠。

南方文风素盛，书院林立，人才辈出。

诸生自幼受诗书熏陶，闻科举将复，虽觉意料之中，却深知竞争激烈。

有学子言：“科举乃天下盛事，南方向以文墨称雄，吾等当不负众望，于科场之上，展南方风流，力拔头筹。”

南北学子反应不同，其背后乃南北儒学底蕴之异。

北方儒学，承燕赵慷慨之气，多质朴厚重。

自昔年战乱，虽文教受损，然根基犹存。

其学注重经世致用，以《尚书》《周礼》等为要，钻研治国安邦之策，士子心怀家国，志在兴复北方繁华。

南方儒学，则具吴越灵秀之风，细腻精巧。

江南之地，文风鼎盛，书院星罗棋布。学子于经史子集之外，更擅诗词歌赋，精研心性义理之学，以程朱理学为宗，讲究修身养性，追求内圣外王之道。

由此，南北士林渐生矛盾。

北方士子讥南方文风绮丽，徒尚空谈，于家国无益。

曾有北地学子愤然道：“南方之学，多务虚文，吟诗作赋，何补于时？国家初定，当以实学为重，非此靡靡之音。”

而南方学子亦轻北方之学粗陋，以为不通文雅。